新冠疫情帶來人類社會的千年之變

  • 長城戰略咨詢
  • 2021-01-27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在不到一年時間里席卷全球,已經演變成一場人類文明史上的重大災難。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如野火般的反復蔓延態勢,進一步激化了全球性經濟衰退與新經濟高地極化發展共存、以中美關系為重點的國際秩序重塑、人類社會內部意識形態的分裂與動蕩加劇等世界格局變動趨勢,正在持續引發人類社會某些根本性變革。伴隨著不同國家的多樣化疫情防控方案的實施,一個與新冠病毒共生、充滿不確定性的“后疫情時代”正在來臨。我們有足夠理由認為,新冠疫情已經成為歷史轉折點,并掀起了一場堪比“黑死病”的“千年之變”序幕。當前,我們已捕捉到一些影響深遠的變化,并對其進行了觀察和反思。

第一個反思是對工業文明的反思。新冠疫情觸發了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也使人們看到了新經濟是后工業時代的一道曙光。伴隨著全球經濟衰退,獨角獸、平臺企業等新物種在跨界理念的指引下,正推動新經濟加速“接管”工業經濟。

第二個是對全球化范式的反思。此次疫情為經濟全球化按下了暫停鍵,在暴露出過去的全球化范式弊端的同時,一個將以中美關系為主軸,刺激各國持續調整經濟優先發展序列,全面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新全球化范式正加速成型。

第三個是對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反思。從“天之道,利而不害”的中國傳統文化理念來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等系列文明和解事件,預示著人類文明可以擱置意識形態分歧與制度性差異,邁向和而不同的發展格局。同時,中國經濟社會治理的進步,或給世界文明和平發展進程帶來新的東方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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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類與病毒長期共生“后疫情時代”序幕拉開,全球秩序走向充滿變數

從全球形勢來看,新冠疫情處于二次爆發的嚴峻時期,但各國的疫情發展階段和防控手段不盡相同。截止2020年11月30日,全球疫情確診人數已經超過6200萬,現存病例逼近2000萬,上百個國家確診病例超過萬例,其中美國、俄羅斯、西班牙、法國、英國、印度、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等多個國家確診人數超百萬,至少28個國家日增確診超千例,即便在醫學科學如此發達的今天,新冠病毒全球致死人數也已超145萬。尤其10月以來,歐美國家迎來第二波疫情,各國新增確診病例嚴重反彈,英、法、德、意等國疫情防控持續措施升級。多位公衛專家預判,隨著北半球冬季到來,病毒將更容易傳播,各國也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冬季流感與新冠疫情疊加的難題。

全球疫苗研制不斷取得突破,或為疫情防控帶來轉機。與此同時,全球疫苗研制工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截止11月4日,全球共有191個新冠候選疫苗,其中共有42個候選疫苗進入臨床階段,有10款新冠疫苗已進入臨床III期。樂觀地看,隨著全球疫苗研發生產不斷取得突破,疫情將在幾年內實現公共衛生防控手段上的遏制。但是,全球疫情積重難返,病毒變異性與復雜性仍是一場考驗,已經出現的丹麥水貂變異新冠病毒事件或將再發。

從中美兩大國疫情形勢來看,中美關系變數成為“后疫情時代”的國際關切主軸。美國依然是累計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截至北京時間11月30日,全美共報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1300萬例,現存確診超530萬例,累計死亡273072,近日連續多天新增確診超10萬例,這表明美國疫情仍處于異常艱難的“疫中”階段,且尚未渡過高峰期。與此同時,雖然中國新疆喀什、遼寧青島、上海等地近期經歷了新一波短暫疫情,但因嚴格有效的防控措施,地方局部疫情并未蔓延,這表明中國疫情基本上實現了彈性、敏捷的有效防控,處于“疫后恢復”初期。對比來看,中國已暫時渡過了疫情防控難關,而美國正處“疫中”時期,仍在遭受疫情的重創,不但經濟復蘇挑戰重重,國內種族沖突、兩黨分裂等內部矛盾也在不斷激化。

作為世界經濟兩極,中美關系是“后疫情時代”重塑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關鍵一環。但是,兩國疫情防控的巨大反差與貿易摩擦,又為“后疫情時代”的中美關系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盡管美國國內防疫措施飽受詬病、疫情持續反彈蔓延,部分美國政客也并未以疫情防控為第一優先事項,而是圍繞疫情起源、中美科技脫鉤等領域,不斷發表涉華言論并升級對華遏制措施。自貿易戰白熱化以來,美國兩黨早已形成對華強硬共識,而隨著美國大選落幕,拜登的當選或將為中美關系,乃至全球穩定秩序帶來更大不確定性,中美關系重回良性競合狀態的期望仍充滿變數。

但中國也要清晰認識到美國的自我糾偏能力是不容忽視的,對此,中國需要著眼全球長期發展格局,以及人類共同利益的大立場,對內切實深化改革,對外有底線地溫和開展大國外交,繼續積極馳援全球抗疫前線,謹慎處理包括中美關系在內的系列國際紛爭,盡力推動全球秩序向和平穩定的新階段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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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死病災厄為人類帶來的啟示

馬克·吐溫說:“歷史不會重復,但會押韻”。從人類歷史來看,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14世紀歐洲曾爆發了大規模鼠疫,史稱“黑死病”,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涉及面之廣、死亡人數之多,對歷史進程了巨大影響,并最終改變了世界文明發展進程。“黑死病”百年之后,歐洲社會出現了四道光芒,即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和工業文明,并自此走上了一條與“黑暗中世紀”迥異的光明道路。

據史料記載,公元1347年至1353年,“黑死病”突然在歐洲大陸蔓延,瘟疫奪走了2500萬-5000萬歐洲人生命,歐洲人口縮水30%,其中包括大量教士,以及佃農、工人、仆人等勞工階層人士。一方面,教會防疫不力與教士的大量死亡,讓人們對信仰產生了懷疑,動搖了宗教權威。另一方面,勞工階層勞動力的缺乏,造成了耕地果園大面積荒廢,各類物價上漲,而勞工與地主間利益沖突,進一步造成莊園經濟解體,土地租賃制度興起,最終導致農奴制徹底瓦解,并催生了新興資產階級。

在佛羅倫薩,“文藝復興先驅者”薄伽丘在目睹“黑死病”肆虐的慘劇后,創作了“人曲”《十日談》,大力鼓吹人性解放、人文主義與現世享樂,進一步推動了文藝復興的盛行。文藝復興期間,古典哲學思想與科學理性的光芒重現于世,全新的科學技術與人文藝術觀念也開始蓬勃壯大,跨區域文化、貿易往來愈加頻繁。

十五世紀初,隨著科學理性思想的長足發展,地圖學航海術與造船術得以發明普及,歐洲人開始依靠科學力量探索世界地理,在生產、貿易和金融等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與此同時,資本主義萌芽、資產階級與新貴族興起、人文主義與科學精神壯大,共同沖擊著天主教神權的統治。在此背景下,西歐發動了“宗教改革”運動,一舉奠定了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發展基礎。

應該說,“黑死病”是以幾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才撼動了中世紀歐洲的社會和宗教制度,使人權從神權和王權的雙重壓迫中得以掙脫,為資本主義和科學精神開拓出土壤,催生了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工業革命等一系列文明變革成果。如此影響,堪稱一場“千年之變”。盡管在“黑死病”前后,人類社會也曾多次發生過瘟疫、戰爭,但是唯有“黑死病”直接威脅到了人類整體生存。對比來看,我們當下所經歷的新冠疫情,是人類文明已經達到較高水準后出現的又一次全球性災難,不啻為大自然對人類無限膨脹的自信心、科技文明,以及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一次沉重打擊。就在疫情發生幾十年前,硅谷已經開始談論人的永生和不朽,不料這次新冠疫情把人類打了一個措手不及,導致全球6000多萬人染病,超百萬人死亡,使得絕大多數國家地區人類活動陷入停滯。這種情況與引發了時代劇變的“黑死病”極為相似,某種程度上新冠疫情是一場“人與自然”的世界大戰,勢必將對科技、經濟、社會、文化及國際秩序造成顛覆性影響,再為人類社會帶來一場“千年之變”。

總結來說,這次疫情不僅激起了全人類的生存恐懼,更帶來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反思。而從歷史經驗來看,這些反思必將幫助人類發現新的曙光,走向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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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帶給人的三個反思

一是反思工業文明。在工業文明中,工業化使人類物質得以繁榮,但過分追求規模化、機械化、同質化,卻也使人類精神沉淪下來。工業化社會的個體異化現象成為鮮明的時代弊病,個體的幸福感和價值感被日復一日的重復勞作所泯滅,個性與思想更是難以得到張揚。此外,持續了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給人類社會留下了行業資質、市場準入等諸多制度藩籬,也滋生出環境污染、貧富差距、大城市病等社會問題。

工業文明發展至今,在其內部孕育出了一股追求創新價值實現、思想解放、公共利益的變革性力量——“新經濟”。發展新經濟是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和進步,但這不代表對工業文明的否定,而應把新經濟看做相對于工業文明的下一個高級發展階段。此次新冠疫情的暴發,加速了新經濟的發展,獨角獸、社會企業、平臺企業等新經濟新物種在抗疫中杰出的“跨界”表現就是鮮明范例,也證明了“跨界”正成為打破工業文明束縛的重要理念與方法。過去工業文明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鏈條式的經濟傳導邏輯,以及生產資源與生活資料高度分離的狀態,在新物種的“跨界”實踐中被打破,進而演化為“生產x消費”高度復雜、耦合的生態式經濟傳導機制,即消費者開始深度參與生產過程,使得生產者與消費者身份跨界,甚至平臺企業的平臺運營規則也需要傾聽消費者的心聲;再如,在數據成為生產要素的今天,人們的消費行為同時也是產生數據資源的生產行為;還有,在個體發展上,未來數字化技術將大幅提升勞動生產率,大多數勞動力將從事教育、娛樂、文化創意等服務行業,個體將獲得更多的商業自由度和“跨界”可能性,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等從忙碌“割裂狀態”越來越走向一體化,走向心靈自然。新經濟如此的繁榮景象,猶如史前“物種大爆發”一樣,讓人充滿期待。

二是反思經濟全球化。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全球化經歷了貿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和服務全球化,打造了一個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分工與價值分配體系,實現了全球物質資源的優化配置。但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也導致了毒品、犯罪、病毒、環境污染、社會與個體共同異化等負面因素的全球化,進而引發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同國家的稅收與就業分化、貧富差異下的社會階層分化等一系列問題。

此次新冠疫情悍然為經濟全球化按下了暫停鍵,對過去的全球化范式形成了巨大沖擊。然而,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持續展開,全球各地區間的聯結仍將越來越緊密。后疫情時代,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應當在新發展格局的基礎上,堅持探索具有引領性的全球化新范式。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全球化的價值基準重估,以人類共同福祉為新基準,謀求更加互惠、穩定、可持續的全球經貿文化往來。另一方面,要堅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國際交往準則,和平妥善地處理國家間經貿、領土爭端,理性看待各國民族主義情緒,推動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新共識,為全球化提供穩定、樂觀的國際社會環境。

最后是反思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程。當前世界陣營越來越以價值觀為群分,或許如湯因比所言,以激進基督教為基本精神而統一世界的企圖,造成了世界的分裂局面。西方領導人多次強調西方國家價值觀統領世界的一致性,但即使如此,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等系列文明和解事件,預示著人類文明可以擱置意識形態分歧與制度性差異,建立新的“世界文化均勢”,開啟利益一致、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全球新治理格局是存在可能的。縱覽世界各民族歷史文化,各族人民為尋求人類的解脫斗爭與實現和平,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建立一個“大同世界”,然而這個“大同世界”只是和而不同。因此,要想在全球范圍內戰勝疫情,并建立更具長遠意義的新世界精神,關鍵不在于各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習俗等價值觀間的互相征服,而在于全球各國基于全人類生存安危的大立場所應開展的一系列聯合抗疫與共同治理行動。

對此,中國的擔當有二:一是中國有著“和而不同”的傳統文化觀念和社會現狀的承襲。包容兼顧不同民族的個性與情緒,崇尚在和諧中保持多樣性,這一中國歷史傳統的實踐和文化主張,有助于推動世界從分裂局面向文明和諧轉變。二是中國是14億人口大國,對內的治理績效和改革進步優劣時刻被世界關注著。如果中國能在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上做出前無古人的改革進步與治理創新,將政府、民間智庫、既往利益集團、新經濟利益集團、中產階級、低收入人群以及多民族群體聯結成為和諧一致的利益共同體,或可為世界現代文明進程帶來新的東方啟迪。

遠古東方有先哲老子古訓謂“天之道,利而不害”。新冠疫情的出現,再次給了人類一個警醒:當人類面臨著一個共同威脅時,人類文明要想取得質的進步,不應訴諸于武力、經濟與外交上的互相征伐,而應竭力建立一個全球各國民族可保全文化傳統、共抵自然威脅、共享進步成果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文明共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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